朱慈烺可以大大方方霸占国家大权，却不能接手内帑。无论如何，父子天伦是不容破坏的。只要家长健在，家中经济大权就是父母掌管。后世推卸赡养责任只是“钱”的事，在大明却是可以判处流放三千里外充军的重罪。

在家教严明的士大夫家庭，子弟非但不能干涉家中经济收支，其本身所获取的收入也必须交给父母，并且被视作天经地义。五四之后传统被打破，乃至于华夏的新生代分不清父权和族权，以为所有收入归于宗族，那也是另一番风景。

朱慈烺不相信自己的思想能够被大部分大明人接受，又不愿意统治一个没有亲情伦理，只有法律规则的冰冷社会，所以他并不想去抵触现行的社会规则，只能加以顺应。而且他也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母后将宫中生活打理得十分妥当，所以并没有对内帑动过任何念头。

现在皇室投资处于初级阶段，基本都是空手套白狼，他说要占多少股份就是占多少，或是直接走账目，或是干股，并不需要从内帑支钱。而且可以预见，恐怕在未来数十年乃至百年间，大明皇室都仍将继续这种资本占有模式。

难怪马氏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谁都不能颠覆“拳头大，资本足”这一真理。

“只是负责此番南巡之事。”崇祯知道自己说得有些孟浪，哪有老子在世，家中大权就交给儿子的道理？这又不是国家政权，说让就让了。

“此事儿臣自会安排，父皇无须劳心。”朱慈烺道。

崇祯摇头道：“列祖列宗都未曾有千里冶游之事，武庙幸宣府尚且为朝臣诟病，朕幸江南，不愿花国家一钱。”真正离开紫禁城远行过的皇帝只有世庙嘉靖，不过他是回去修缮陵寝，不算游玩。

朱慈烺知道父亲的文青病又犯了，道：“儿臣不知内帑所积银钱几何。”

崇祯一滞，道：“朕也不知，且问了你母后再做计划。”

朱慈烺只得应诺。

得知要去江南游玩，周皇后当然很是高兴。然而作为天家的掌家人，她也清楚皇家内帑的根底。

光复神京以来，皇店大多都被裁撤，只留下了宝和店。皇庄则被长子分给了各学校为学田校产，或是被女儿讨去捐给了养济院，仅剩下的田地大多在南海子，供宫中日常吃用都有些勉强。

不过宝和店看似什么都不经营，每年收来的红利却越来越多。

从崇祯十九年的十万余两，一直攀升到今年的百万两，而且还有继续上扬的迹象。这是因为最初只有火药、钢铁等与军工产业的收入，随着路况改善，马车收益日增，而且平板玻璃、铅笔等商品的市场越来越大，获利自然也就多了。

当然，大头还是来源于南洋公司的分红。

荷兰人将台湾视作商业中转站，朱慈烺却知道台湾的甘蔗种植才是真正的经济大杀器。原历史时空中，荷兰人要再过三年才能领悟的事，被朱慈烺提前上演。从福建移民去的汉人大量开垦甘蔗园，制造砂糖。而且榨过甘蔗汁的甘蔗渣可用来酿酒、造纸，都是大明迫切需要的商品。

这其中朱慈烺还提出了用炭过滤糖水脱色设想，制造品质上乘的白砂糖，这无疑为打开东南亚和日本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从东南亚获得的印度香料，也为甘蔗酒精的再加工找到了新路：制造香水。

因为甘蔗酒（朗姆酒）的口味实在不为明人接受，所以目前甘蔗酒精大多被蒸馏成医用酒精，从收益上而言比香水的利润低得多。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肯定是一个明显的利润增长点。

“现在内帑存银一百三十万两有奇，总不能为了出去玩一趟就全部花完。”周后在统计了南幸所耗费用之后，略有遗憾道。

国变之前，李明睿劝皇帝南幸南京，却因为花不起钱而作罢。那时候崇祯再不顾面子，光是随行人员的伙食他都承担不起。

朱慈烺看了母后统计的表单，道：“护卫这一项需要二十万两，这是可以省下来的。”

“人吃马嚼，两千余里，怎么省？”周后疑惑道：“难道不带护卫？”

“调两个师长途拉练，地方巡检司沿途接受大阅便是了。”朱慈烺道：“这银子在军费里已经花过了，总不成再花一遍。”

军费里本就有将士的生活费用以及作训费用，如果从军中将士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军营中训练，还是搞长途奔袭拉练，都是一样的，自然不可能问朝廷要双薪和补助。

周后是个聪明人，抿嘴笑道：“你这不是占国家的便宜么？”

“母后，虽说天家要公私分明，但圣天子终究是国家神魂所在。”朱慈烺道：“父皇到时候难免要去南京祭拜孝陵，所以这也不算是公器私用。”

周皇后听着觉得奇怪，好像有些跟不上儿子的思路。

什么叫祭拜孝陵就不算公器私用了？

从公羊儒喊出“天子一爵”之后，将皇帝视作一种职业的人，恐怕也只有朱慈烺了。

既然是一门职业，那么就有职有权。皇帝的权力在如今自不消说，而职责除了经营国家之外，更重要的是履行各种礼仪活动，为大明树立道德榜样，与天地神祇沟通，作百姓的精神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