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三卫原本地位不彰，在京畿附近诸多重镇面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弟弟”。直到万历年间，因为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唤醒了大明朝堂上下对“倭患”的不良记忆。

当时的大学士赵志皋对形势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说：“倭之不能北犯中国者，惟恃朝鲜全、庆二道为我卫耳。全庆亡，朝鲜必亡。朝鲜一亡，则倭不从陆犯辽，必从东汉、临津、晴川、大定、大同、鸭绿诸江分兵四出。凡东南沿海皆有切近之忧，此目今一大患也。故全、庆必当屯兵，以至沿海边卫均当预防。”

“天津北拱神京，南通运河，舳舻之会，冠盖之场，鸭绿扬帆三日可至”，在此情况下，“天津、登莱莫若添设备倭抚臣一员，南防中原，北壮神京，东障海岛。此内防之最不可缺者。”

朱慈烺在宫中读到这段档案的时候，不能不为之叹服。在后世那么多人质疑朝鲜战争的意义时，浑然没有想到，早在万历时代，朝堂诸公就已经认识到了朝鲜实际是中国屏藩的意义。

天津正因此设立了巡抚和总兵，不过并非地方巡抚，而是专务巡抚——天津海防巡抚。由山东布政使万世德加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天津登莱海防事务。又因为朝鲜国力薄弱，无法支持入朝明军的粮饷问题，所以万世德以及其后的天津巡抚都致力于开垦屯田，将职权范围扩大到了民政。

万历二十七年朝鲜倭乱平息，天津巡抚移抚保定，直到天启元年，建奴占据辽阳，金、复、海、盖四州都为建奴所有。这四州距离天津真是盈盈一水间，顺风扬帆两日可到。天津作为南北咽喉，是辽西水陆货运的枢纽，又是征东军的粮饷供应地，不能不设重臣巡抚。

“臣是天启二年，以光禄寺少卿之职迁右佥都御使，巡抚天津。”李邦华故地重游，不免感慨。他在京中接了朱慈烺的传书，不顾车马颠簸，赶到了天津，见皇太子安然无恙，高坐殿堂，又有吴甡孙传庭蔡懋德等人在侧，心中总算安定了许多。

朱慈烺笑道：“津门的确是战略要地，然而也是个守不住的地方。我们只是从这里转走海路。”

“殿下要去江南？”李邦华好奇问道。

“山东。”朱慈烺道：“周应期原本是山东布政使，现在已经乘船回莱州去安顿打点了。”

“殿下从山西过来，为何不走陆路去山东呢？”李邦华不解道。

朱慈烺道：“君父国母尚在累卵之地，焉能独身而走？”

李邦华想了想，环视东宫近臣，见他们都不说话，悠悠道：“殿下可听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在当下简直是入门级读物。

“陛下身负九鼎，惟有坚持效死务去之义。”李邦华从容道：“当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帝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周平、赵高陋计，不宜闻也。”

“呵呵，”吴甡洒脱笑道，“宪台此言差矣。若非周平东迁，周室可有后四百年国祚？不是宋高南渡，岂有武林之恢复？当今既然是兆民主，自当与民同休，岂可轻作泰山鸿毛之论？”

朱慈烺知道李邦华之长在公正道德，眼光虽准，但不是善辩之士。他插嘴道：“朝中必有人持作此论，不知皇父缘何不取？”

李邦华见朱慈烺将话题岔开，也知道太子殿下回旋的意思，仍旧缓缓道：“皇上并未取南迁之议，也未取固守之议。”

“呃？这话倒是费解。”

李邦华无奈道：“皇上希望阁辅大臣一言以决。然而阁辅老先生们却是不肯。其一，若是力主南迁而被留下看守北京，岂不是明摆着城亡与亡的下场？其二，若是有幸随驾南幸恐怕更惨。与神京共存亡，尚且能得个封赠。若是在江南苟活，则只能为死人背罪，或是罢免或是下狱，断无好处。如此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阁辅重臣们哪个肯做？”

朱慈烺微微摇头，暗道：父皇这就做得不厚道了。明明乾纲独断十七年，碰到这种重大问题就指望别人出来背黑锅，顾及名声又想要实惠，阁辅中哪有这样的好人？

他突然想到了田存善。这厮被教育之后一直努力替自己背黑锅，如今看看还真是有些少不了他。

相比之下，太监的确可爱太多了。

“非但南迁事如此。”李邦华喝了口茶继续道：“请太子与定、永二王南下监国、就藩也是一样。有人以唐肃宗李亨自立为帝之事比附殿下，使得陛下难以决断，群臣更是不肯担责。”

安史之乱中，李亨灵武登基称帝，遥尊唐明皇李隆基为太上皇。这事李隆基自己倒不很介意，非但帮儿子补了禅位手续，还命令其他皇子前往灵武听从新皇之令。然而他这个亲爹不在乎，后世的皇帝同行却忌讳莫深，对自己的成年儿子也不能不防着一手，以免突然哪天成了太上皇。

朱慈烺吸了口气，吐出两个字：“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