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讯刚到学校，学校当局就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希望快速并多出成果，来为学校扬名。

厦门大学对于投资人非常看重。

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鲁讯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

有人拉着鲁讯去陪银行家照相，他坚决拒绝了。

这里很难说谁对谁错，只能说是各自的立场不同。

民办大学出高薪聘请声望高的教授，目的就是为了出成绩，打响学校的知名度，民办学校没有教育部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自筹资金。

鲁讯在北平的时候教书只是兼职，正经工作是公务员。

所以，他来到厦门大学后极为不适应这种功利性的氛围，作为教育部的公务员，都是别人求他办事，哪里有陪着银行家照相吃饭的道理。

由此可见，鲁讯还没有转变自己的身份。

他现在拿着厦门大学的高薪，就是厦门大学的员工，一个员工不听领导的指示，自然会受到责难，这就是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的区别。

就算在公办大学，经常和校长顶撞的教授，恐怕也做不长久。

正如他给许广评的信中所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其实，在那里都一样，这是职场法则，他如果不转变心态，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这或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鲁讯在广州并没有待多久，几个月后就和许广评来到上海。

这个时候，胡拾在美国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预备回国。

他这些年在北大教书，被人称为胡博士，其实他并没有博士学位证书。

这是因为，191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他的博士论文叫做《先秦名学史》，美国学者弄不懂中国古代文化，没让他通过。

此时，蔡元赔给胡拾发了聘书，聘请他到北大做教授，胡拾也不管论文答辩了，先回国混个教授再说，就这样，他做了十年的假博士。

由于他回国后名气越来越大，也没有人质疑他的学位问题。

今年年初，他回到哥大，补交了一份《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为博士论文。

美国学者还是搞不懂，只是看在胡拾已经在中国出名，没有为难，给他颁发了博士证书。

胡拾拿了博士学位，正准备回国，接到了国内的来信，告诉他国内正在战乱。

以前他攻击过孙仲山，支持过段祺睿，很可能被广州国民政府判定为反革命，不少朋友都劝说胡拾暂时不要回国。

胡拾非常担心，他没有回国，而是停留在日本，等待国内的消息。

随后，他来到了上海。

就这样，鲁讯、胡拾和林子轩聚集到了一起，新文学三杰终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三人因为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坚持，时而合作，时而斗争。

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自由和革命，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未来的道路。

这是继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最为激烈的交锋。

正因为如此，才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