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泰戈尔还到山西和山西军阀阎锡单谈论了一番哲学的话题。

相对于泰戈尔来到上海时的轰动，他的离开显得黯淡很多，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无意之中参与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纷争。

在林子轩离开北平后，泰戈尔在北平的演讲并不顺利，受到不少青年学生的阻挠。

为此，徐至摩极为气愤，不愿意翻译那些青年人的言论。

胡拾则站了出来，仗义执言，斥责青年人无礼的行为，接替徐至摩为泰戈尔继续翻译。

他虽然不赞同泰戈尔的观点，但却不会像那样青年一样起哄赶人，至少要尽到地主之谊。

或许周作仁的看法较为冷静。

5月14日，周作仁在《晨报》副刊发表《“大人危害”及其他》一文，声明自己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讲演“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

因为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

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

围绕着泰戈尔访华的是是非非，终究告一段落。

1924年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上海，转道日本返回印度。

徐至摩陪同泰戈尔前往日本，把这位印度诗人送到香港，当徐至摩询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把心落在中国了。”泰戈尔如此说道。

然而，陈独绣并没有因为泰戈尔的离开而放弃攻击，他开始秋后算账。

6月1日，他用笔名发表《送泰戈尔——并慰失意的诸位招待先生》一文，将胡拾和林子轩与张军劢、徐至摩等人相提并论。

他把在中国招待泰戈尔的学者骂了一通，尤其是胡拾，他认为胡拾的立场不坚定。

这或许就是两位新文学启蒙者决裂的开始。

林子轩对陈独绣把自己捎带上批判一番没什么想法，连反击的念头都没有，因为没有必要，泰戈尔都走了，中国人该干嘛干嘛去吧。

历史会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做出公正的评价。

他现在的重心放在冯程程身上，不怎么关注外界的事情，懒得打嘴仗，也就是有朋友来访的时候提起才知道。

6月份是冯程程的预产期，家里为是请接生婆接生还是到医院生产颇为争执。

虽然这个时代上海医院的医疗水平堪忧，但林子轩还是相信医院，接生婆什么的感觉太不靠谱了，万一出了问题，再送医院就晚了。

所以从六月份，冯程程就住在了法租界的广慈医院内。

这是一家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医院，在上海很有名望，也就是后世的上海瑞金医院。

6月7日，冯程程被推进产房。

林子轩在产房外守候，林伯清和冯敬尧也坐在椅子上焦急的等待，冯敬尧的手下在医院内巡视，引得不少人侧目。

似乎没过多久，又似乎过了很久，林子轩听到产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