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采访结束，《时代周刊》的记者并没有离开上海。

他知道印度诗人泰戈尔即将来到上海，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两个古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在西方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对于西方媒体来说，这是一件很有新闻价值的文化事件。

而且，到时候，林子轩会和泰戈尔会面，两位远东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坛领袖见面一定很有意义，可以作为趣闻放到他的采访内容里面。

于是，这位记者决定见证了这个时刻之后，再到北平采访吴佩浮。

他要拍摄两人握手的照片，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两位文化领袖的握手”。

泰戈尔已经六十多岁了，林子轩不过才二十四岁，这种年龄上的强烈对比应该很有意思，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承。

从一张照片中能够解读出很多的意味，这正是一条好新闻的价值所在。

《时代周刊》的记者认为林子轩年轻，前途不可限量，只要保持这样的文学创作热情，他对于将来林子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太过惊讶。

因为林子轩了解西方社会，知道西方读者喜欢什么。

不过这位记者对中国文化界对于泰戈尔的态度极为不解，他在上海阅读的英文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争议性的文章，中国文化界似乎不怎么欢迎那位印度诗人。

林子轩只好解释说那只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不代表整个中国文化界。

他一直避免西方记者对此进行深入的了解，他在采访中提到了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的新文学，却没有提到新文学正处在分裂的关口。

他也没有提到泰戈尔的来访在中国文化界造成的混乱，这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

随着泰戈尔访问中国日期的临近，报纸上攻击泰戈尔的文章越来越多。

相对应的，以梁启朝和徐至摩为代表的学者不遗余力的鼓吹泰戈尔，正在将泰戈尔神化。

双方可谓是旗鼓相当，阵营分明。

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在批判泰戈尔的人中还有沈燕冰。

在泰戈尔来到上海的当天，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文章。

沈燕冰声称：“我们决定不欢迎大声歌颂东方文明，把我们的年轻人领向这个文明，使他们在沉思中寻求慰藉并受到毒害的泰戈尔……”

林子轩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沈燕冰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这次邀请泰戈尔正是商务印书馆在背后操作的。

而且，沈燕冰以前也是泰戈尔的拥护者，还翻译过泰戈尔的诗作。

在《小说月报》发行泰戈尔专刊的时候，沈燕冰积极的参与其中，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并没有反对泰戈尔的意思。

如果是郭沫偌这么做，林子轩不会如此惊讶。

只是现在的郭沫偌已经顾不上泰戈尔了，他的《创造周刊》赚不了钱，没有资金支持，不得不停刊，创造社的成员各奔东西，就此离散。

他自身更是穷困潦倒，在上海混不下去，只好返回日本。

林子轩和沈燕冰不怎么熟悉，就是惊讶一下，他和徐至摩一起赶往码头去迎接泰戈尔。

徐至摩是讲学社的代表，会全程陪同泰戈尔在中国的行程，两天前就来到了上海，和他们同行的还有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

无论中国的文化界如何争论，泰戈尔还是如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