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刘若愚给出的价码只有一千两。

如果将时下的白银与朱慈烺前世的人民币根据粮食价格兑换，大约是一两白银兑三百人民币，那么一千两不过就是三十万元人民币。

因为朱慈烺不清楚行情，所以让刘若愚自己确定。现在想想，三十万元人民币跟国家最高领袖出游，是不是太便宜了？叫几个当红戏子、优伶吃顿饭都不止这个价钱啊！

“得论站收。”朱慈烺道：“既然是君民同乐的吉祥事，就不该让京师一地百姓占完。”

于是刘若愚将圣驾从北京到南京，再到苏州，以及返程，论日分站，一共是六十五站。其中虎丘一日游行程最短，但因为有机会和皇帝一起野炊，所以售价高达三千两。

为了最大限度让百姓有机会跟皇帝同行，回程走的是另一条路，并没有重叠的下榻点，所以在选定的六十五个下榻点都必须要有周到的住宿安排和餐饮供应。

这又是一笔收入。

凡是接待圣驾一行的宿处，都可以悬挂镌刻了五星的铜牌，收费都比同类地方要高许多。当然皇帝是不可能住驿站的，所以要征用沿途大户人家的宅院，皇家也会留下谢礼，甚至可能是御笔题词。

所以这上面若是不交钱，实在说不过去。

至于饮食和生活用品的采购就更简单了，只要货物好，店家就可以悬挂“皇家特供”的牌子，商人们不会无视这么明显的广告，所以付些广告费也是应该的。为了保证商人们的积极性，工商总署更是受命加快《商业标号保护法》，对商标和店家名称进行保护，实行登记。

即便店名可以重复，但商标也是绝不可以重复的，甚至连相类都不可以。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人因为自家的店名太常见，而担心为他人做嫁衣了。

崇祯一直以另一种心态监督南幸之事，因为他实在担心儿子太过孝顺，从国库太仓制取钱粮。而且以儿子今日的权力肯定能够轻易做到，但他不愿意背上“昏君”的恶名，所以不得不盯着点。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他目瞪口呆。

“光是随驾费用就有两千万两的进账？怎么会这么多！”崇祯大惊失色，根本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了。恍惚间，他已经看到了史官们将他与武庙、神庙相提并论，成了大明的昏君。

“每站三百个名额随驾，一共六十五站，最少一千，最多三千，所以两千万两并不算多。”朱慈烺道：“儿臣以为其实可以走得再慢点的。”

崇祯的脸色却仍旧是苍白一片：“是否有中官强卖？小州下县哪里来的这么多有钱人家？”

千两白银少么？

寻常小康人家要积攒个两三代人才能攒足。至于大明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更是八辈子都存不下一千两。

千两白银多么？

沿海小户人家凑得一二百两本钱，跑一趟日本就不止千两的收益。边商去蒙古、辽东跑一圈回来，成本不过三五百两，收益却远不止十倍。

大明就是如此极端的两个世界。

朱慈烺笑道：“寻常小地方自然没有这么多豪商，但是许多有钱人却是数程连买，宁可提前去小地方等着的。父皇，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与圣驾同行的机会？”

汉人皇帝貌似都不太乐意往外跑，蒙元的皇帝也没说动不动就下江南玩耍的。好在时人不知道另一个时空有“大清皇帝”这种奇葩，三番五次不务正业地南下旅游，用的还都是公款。

“分站沽售的用意不就是让更多人有幸随驾么！”崇祯的白脸渐渐转红，盯着朱慈烺。

朱慈烺垂下头，没有答话。

——身为皇帝，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实在太过幼稚了点了吧？官样文章跟真实利益都分不清么？这是没有身为统治者的觉悟啊！

朱慈烺暗暗腹诽，同时又担心帝室有“隔代遗传”的危险，如果自己儿子以后长大也是这么个文青病患者，又奈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