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东宫还不曾派出过文官督师，但有了这重保证，仍旧让这些经历过“文官视武臣如奴婢”的总兵们心安许多。

“我大明律规定，徒刑以上就要送行省定论。即便寻常百姓犯了杀头大罪，那也必须送呈刑部审理定罪。刑部定罪之后，要交都察院参核，大理寺审允。只有谋逆等大罪才是立决，由大理寺会三法司呈圣天子勾处，派员执行，否则都是‘秋后决’。升斗小民尚且如此，文官就更不用说了。

“袁崇焕犯下失边、资盗、斩帅、纵敌、顿兵不战、坚请入城等重罪，审期达了八个月之久，才由三法司拟出磔刑之罚。为何毛文龙、贺人龙、祖宽等人，皆是一员文官持剑辄杀之？这非但不合于人情道理，更不合于大明律！”朱慈烺在武长春走后，亲自去了秦良玉的公厅，与这位左都督总训导官吹风。

“孙承宗守辽时，建言圣上：重将权。他说得不错，做得却不地道。”朱慈烺道：“袁崇焕那时候在他手下巡视，与一参将发生口角，旋即命随从斩了那参将！孙承宗知晓后，只说了两声‘荒唐’。最终结果却是赔了些钱给那参将家里，又荫其子了事。如此岂非纵容耶？”

朱慈烺长吐一口气：“军中事原本就不同民事，涉及国家干城，焉能不慎？自我立下了这五军都察院和五军大理寺之后，也望各将校士尉都能安心为国，无枉死之虞。”

“臣明白了。”秦良玉欠身行礼，已经在心中打好了腹稿，准备交给《虎贲报》的秀才们撰写刊印。

秦良玉作为女子，虽然读书不多，却胜在知道该怎么说话。这或许正是女性的天赋，被她因势利导用在了思想工作上。所以白杆兵善战肯战，其中有大半要归功于秦良玉的鼓舞能力。

数日后，朱慈烺拿到了带着墨香的《虎贲报》抄稿。头版头条上就是对军法治军的阐述、回顾，以及展望。全文干净利落，契合主旨，深得皇太子之心。

原本只是个朦胧的概念，在这篇生花妙笔的文章之下，真正让锦衣卫出身的将领们知道了武将曾经地位之低，低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程度。由此忆苦思甜，也就知道了今日到底受到了天家何等重用。

至于基层的训导官，更是有意无意地在军中说明：这都是皇太子殿下的恩德。

在这个时代，即便天家内部再和睦，外人也不会天真地认为皇帝和皇太子真是父子一体。唐朝时有拒绝参加玄武门之变的国家大将，但现在如果军中出这么一个人物，整个训导官阶级都会与他为难。

文官们对这两个新成立的衙门并不在意，何况现在最重要的乃是“天命禅位”之议。虽然活过五十岁的皇帝并不算多，但如果皇帝真的实行禅位制度，到底是对圣王之治的回归，还是对人伦纲常的破坏，这就不得不好好辩论一番了。

朱慈烺在这段时间里甚至停了报纸摘抄的工作，一方面整顿军中，督促各降军改编、委派光复区地方官员、筹建市舶司和市舶总署、创立皇明法政大学，亲自培养法律人才，并且组织人手对《大明律》、《问刑条例》、《明会典》等法典进行解读、注释，重修新法。

这些事无论哪一条单独拿了出来都会引来轩然大波，但在皇位传承的问题前，又都成了无关痛痒的小事。

这招瞒天过海正是文官们用来耗竭皇帝身心的不二法门，崇祯也在之前的十七年中深受其害，如今朱慈烺可算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为父报仇了。

……

朱慈烺原本打算在来年开春之前都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便是北直也只以防御为主，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崇祯十八年十一月的冬至节前夕，清军以上三旗五万甲兵为主力，济尔哈朗亲任奉命大将军，多铎为中军副将，配以七万绿营为爪牙，朝天津扑去。

阿巴泰和洪承畴也收拢兵力，在天津西侧作为辅攻，总兵力也在十万上下。

多尔衮除去这两支大军，手中还能凑出将近八万人马。这支人马却不能全部用来守卫北京，而是要派往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重要关隘，确保自己的后路不失。另外还有一支两万上下的人马，开始暗中将此行掠夺来的人口、财物，尽量运出关外，显然是做好了撤走的准备。

多尔衮自己觉得准备得十分周详、秘密，其实无论是宋弘业还是金鳞会，都已经将清军动态的传送到了朱慈烺手中。

“天津恐怕难保。”尤世威等参谋并不看好此役，实在是兵力太过悬殊。

萧东楼的第二师整编之后才一万两千人，加上萧陌的第一师和周遇吉的骑兵营，整个北直战场只有两万五千步兵和一千五百骑兵。虽然阿巴泰和洪承畴肯定要留一部分兵力在保定，但第一师也需要确保真定的安全，两相牵扯，还是大明这边吃亏些。

“十倍兵力。”朱慈烺轻轻点着沙盘：“这是孙武围敌的理想状态啊。”

“殿下，是否命令萧东楼等撤回沧州？若是东虏分兵留守天津，我军正面战场压力能够小很多。”有参谋道。

朱慈烺沉吟良久，方才吐出三个字：“跟他打！”

（本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