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从元大都至今，本身就是个古董。要是就这么被东虏一把火烧了，岂不成了大明的圆明园？

朱慈烺想到这点，又觉得以满洲人的尿性有很大可能会做这种事，不免又有些忧虑。

“最后还有，”朱慈烺道，“若是东虏举族投降呢？这怎么办？”

崇祯还没想到有这个选项，细细一想，却比玉石俱焚更让人头疼和纠结。

大明立国之初，喊的口号是“日月重开大宋天”，行的却是带有蒙元色彩、汉唐宋三朝掺杂的华夏制度，最后再加上朱氏民本主义作为纲领，最终造就出历史上延续二百七十八年的大明皇朝。

大明作为一个有鲜明烙印的皇朝，本身就具有自己的价值观。虽然从秦始皇开始，官场上就充斥着各种无底线和没节操，但在明面上必须有一层遮羞布，否则下民的信仰崩塌，谁都靠厚黑、拳头吃饭，这世道还成什么样？岂不是成了乱世！

按照大明的价值观，讲究的是“布施仁义，平四方，抚四夷”，而非“布施暴力，杀四方，屠四夷”。虽然落实到实际上情况可能并无不同，但在桌面上必须做得伟大光明正义。

如果东虏真的举族投降，那么大明只能举行一场献俘仪式，诛杀首恶，然后将其他人送出关外，让他们继续在大明治下——实际上是自治状态——好好过日子。

或许十年、二十年内，这些人会对大明怀有惧意，做个顺民。当这份记忆渐渐淡去，他们又会回复到抢西边的时代，最终再次做起入主中原的美梦。

弱则蛰伏，强则侵犯，这是华夏所有“边患”的死循环，谁都无法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有何对策？”崇祯问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道：“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说明东虏内部肯定有一次内讧，否则他们也交不出首恶来顶罪。既然有内讧，倒是可以试试将他们加以分化，送回北方去。”

“他们若是再来，岂不是又生出一场辽患？”

崇祯对于北方的理解跟朱慈烺所谓的北方还有很大距离。他以为朱慈烺说的是辽东，而朱慈烺说的却是广袤的西伯利亚。

“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朱慈烺道：“若是大明国强民富，谁又能来欺负咱们。”

就算将东虏赶到北极圈去，大明若是不能保持国力，也架不住他们卷土重来呀。更何况日后的世界可不止一个东虏，还有泰西那帮如狼似虎的资本家呢！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身边养着一头狼，总是让崇祯还有些不舒服。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明显是大雁还没打到，就开始考虑蒸着吃还是烤着吃。当前明军还没有这个实力，起码还得多五万精兵。

“练兵的银子从何而来？”崇祯应问道。

“市舶提举总署。”朱慈烺毫不迟疑道：“这个方案还在讨论之中，待讨论成熟之后，便呈交内阁票拟，上疏父皇陛下。”

崇祯自然忍不住又问起这市舶司的事来。

“父皇，儿臣查阅建国初年的文献，却发现一桩阴谋。”朱慈烺道：“朝廷水师和市舶司，其实是被那些势家豪商硬生生废掉的。为的就是独占海贸暴利，不肯分润给国家。”

崇祯一怔：“当真？”

朱慈烺这才意识到崇祯还不知道海贸的暴利到底有多暴！

故事要从唐玄宗时候在广州开设市舶司讲起，那是中华走向海洋贸易的第一步。

等到了两宋时期，市舶司有了明确的职司，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章制度。

市舶司（场、务）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以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也就是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也就是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最后还要主持祈风祭海。

“北宋中，市舶收入达四十二万缗。武林恢复之初，宋室偏安，更是大力倚仗市舶收入。其时，岁入不过一千万缗，市舶收入即达一百五十万缗。”朱慈烺怕崇祯不能理解这些巨大的数字，又道：“一缗约值银一两。”

崇祯果然被震撼了。

上百万两的巨款啊！

“父皇陛下苦于国库匮乏，不能一展宏图；百姓苦于米价高腾，只能造反乞活。儿臣不由要问一句，那天下的银子都去了哪里呢？”朱慈烺笑道：“官家不做海贸，是否就没人做了呢？天启年间浙江茶税一年二十万两，崇祯十年只有十二两。这些好处是落在了茶农身上么？”

崇祯被儿子问得手足发冷，心中暗道：眼看着流寇覆灭，东患将平，原来真正的敌人却是那些日夜喊着忠义的国家砥柱！原本以为很快就可以做一个太平天子，果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