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说大明的皇帝多奇葩。若是站在朱慈烺的角度来看，其实这“奇葩”便是历朝皇帝身上涌现出的“小民”性格。这种小民性格在天启和崇祯两位帝王身上，则表现得越发清晰。

崇祯帝一方面为宗藩的压力头痛得夜夜不得安眠，另一方面却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魄力。要说他对宗藩有什么好感，起码朱慈烺是看不出来的。换成他身在帝位，早在崇祯三年的时候就会借着剿寇助饷的名义将各藩王财富收归国有。

“父皇，在洪武二十八年的时候，朝廷已经无法支付高额的宗藩禄米。”

回到周后的寝室，崇祯坐在床边看着日渐消瘦的结发妻子，一边听着朱慈烺削减宗藩禄米的议论。

朱慈烺知道父亲喜欢听人引经据典，其实也是因为内心中的缺乏自信。他坐在崇祯和周后面前，缓缓道：“故而高皇帝下谕：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从洪武二十八年开始，亲王岁给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

周后听儿子言不二出，畅晓祖制，心中不由腾起一股自豪，正了正身子，听得越发用心。

“这次改制看似减少了宗藩的禄米，实际上却增加了宗室子孙的岁禄。若是按照洪武九年的规定，郡王之子——镇国将军的岁禄是各赐田六十顷，作为世守永业。无论镇国将军子孙多寡，一切花费都是从这六十顷赐田中支付。改制之后，辅国将军到奉国中尉，每人每年都能领取八百石到二百石的禄米，如此一来总数远远超过了六十顷赐田的所出。”

“就以山东鲁王府为例，”朱慈烺接过坤兴端来的茶水饮了一口，“初封时只是一个亲王，到嘉靖八年已经增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至三百六十一位。岁支禄米一十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七石有余。”

崇祯听得这么大的数字，脸上已经开始发青。朱慈烺却继续道：“到了万历二十四年，人数已经到了八百余，其中郡王十九人。至于德王、衡王也不遑多让，德藩有郡王十五人，衡藩有郡王十一人，合计四十五位郡王，将军、中尉等多不胜数。国家哪里来这么多禄米赡养他们？”

“所以宗藩岁禄，拖欠也久。”崇祯长叹一口气道：“祖宗定制本为了笃亲亲之谊，如今看来却是给帝室套上了一道枷锁。”

“父皇，还不止呢。”朱慈烺道：“各藩王还有庄田。只看历朝赏赐的数量，德王府就起码有六千五百顷，衡王府也有两千余倾。庄田之外还有胭粉地、鸡鹅食田、鹅鸭厂。说起来是种不出粮食的滩涂地，其实他们欺上瞒下，那些也都是良田肥地，少说也有三千顷！这些田产所出的赋税，国家一分银子都拿不到，还不是等于给了他们？”

“这还只是藩王的田产，郡王以下更是无法枚举。”朱慈烺道：“还有他们收的杂税、籽粒银、刁民投献其门下以躲避赋税……有人说‘举一省之财力，难养本省之藩王’，以儿臣看来并非危言耸听，起码山东的财力是负担不起德、衡、鲁三藩的。”

“你这分派红利之法，果然能解决宗藩之耗么？”崇祯问道。

“父皇，”朱慈烺笑道，“皇店经营每年的收益都是个定数，盈利多便多分红利，少则少分，无则不分。若是亏了本钱，那也是出资者按份承担，于国家财政毫无关系。藩王愿意给哪个子孙股份，多寡也与我家无关，反正就是那点定数。”

“总是有穷藩要闹事。”崇祯皱眉道。

“从这收益中取一份出来，专门作为穷藩的救济金、养老金、以及宗学开销。”朱慈烺道：“只要肯读书的，在籍宗室进学花费也由这里拨出。”

“只怕他们不肯。”崇祯道。

“父皇，就是乡野村民，一宗里也有大房小支。那大房也是要承担多的花费，是为亲亲。我帝室固然是大房，各藩难道就小了？别的不说，秦晋两藩是儿臣亲眼所见的，哪一个不比内帑钱多？那些穷藩要找我家来闹，是因为各藩分散得开。以儿臣之见，日后各藩随驾听用，有穷藩要闹的，便让他们去顶着。”朱慈烺笑道。

周后坐起身子，赞道：“这事从神庙老爷那会儿就让人头疼，倒让我儿就此轻描淡写地解决了。”

这是家事，崇祯也不能不让皇后发表意见，只是硬绷着脸道：“也未必能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