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从宫中一回外邸便进了书房，过了良久方才叫田存善道：“派人快马去南直歙县，请毕懋康先生来见我。我要问问他燧发枪的事。”田存善听到了枪，不知道触动了哪根神经，精神一振，快步跑了出去。

从成祖时候，大明就成编制地使用火器，发展火器战术，神机营就是因此而设。然而火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如蒸汽机车跑不过马车一样，在各项性能上都落后于传统弓箭、床弩、霹雳砲。尽管有成祖这样能够看到未来趋势的伟人，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火器实在缺乏吸引力。

再到了后来，皇明威震亚洲，郑和七下西洋，造得一手好势，谁还敢来找大明的晦气？就连蒙古人也只是寇边劫掠，南下牧马吞吐江山的念头，就是做梦也不敢想了。

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大明承平百十年，再次打开武库的时候，却发现火器已经落后许多小邦了。

先是在正德十六年，时任广东海道副使的汪鋐领兵收复被葡萄牙人占据的东莞县屯门岛（注1），击败葡萄牙舰队，史称“屯门海战”。在这场中西方第一次交战的战争中，大明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战斗力上已经弱于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

尤其体现在武器上。

汪鋐明显感觉到弗朗机炮的发炮速度极快，远甚于明军使用的前装跑，故而将缴获的舰炮送到北京，请求朝廷仿制。

客观来说，衡量一个国家先进程度绝不应该以“有什么”为标准。明朝虽然没有发明出后装填火炮，但是生产力仍旧是整个世界中最强的。只要得到了启发，有了动力，大明制造的火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弗朗机炮。并且在万历平倭之战中，辽镇李如松大量使用火炮和三眼铳，在朝鲜将一个个吹得神乎其神的日本战国名将轰趴。

李如松虽然发现日本铁炮已经胜过了明国的火绳枪，但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并没有引起特别重视。而且当时明国自己创制了取材于弗朗机的鸟铳，以及后来又引进了鲁密国（今土耳其）的鲁密铳，列装神机营。故而在燧发枪项目上，并没有太大的投入。

更有一点，当毕懋康以南京兵部尚书的职衔提出配装燧发枪时，已经是崇祯八年之后了。那时候大明的家底差不多挥霍一空，“加派”才是朝堂上的主旋律，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去给京营换装？何况京营腐朽到了那般地步，就算是要换装，起码还有六成的投资要落入私人口袋。

朱慈烺即便再不懂军事，也知道打火机比火绳要高级，未来的枪械也没见拖着跟绳子的。有这样的大趋势判断，上马燧发枪可谓是铁板钉钉的事。

做事必须有先后，虽然燧发枪的制造是打造新军重中之重的事，但如果上来就要搞遂发枪，自己出宫防疫的目的也就成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早前让沈廷扬去南方拉赞助问题不大，但是枪炮设厂开工，必须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才能着手。

如今名正言顺领了京营，又有可能去洛阳抚军督战，时机可以算是成熟了一部分。真正要说彻底成熟，那只有等他找到一块最合适发展的根据地之后了。不管怎么说，现在可以先将兵工厂的班子搭起来了。

田存善才跑到门口，太子殿下的第二句话已经追了过来：“准备一下，明天我要去安民厂。”

安民厂是崇祯皇帝关照太子“万万不可去”的地方，好像随时都会爆炸一般。

事实上皇明从成祖年间就设立了火药局，从来没有像万历后期乃至今日这般频发事故。

作为后世的企业管理者，朱慈烺很清楚其中病灶所在。

责任心缺失。

明人对火药绝不陌生。自从宋元以来，火药就从丹客的密室中走向了战场。到了太祖打天下的时候，沐英已经成熟地制定出轮排放枪的火器战术。到了戚继光时代，火药已经做到了颗粒化，配方也极其接近最优配比。戚家军的火器配装率几近五成，也没闹出火药爆炸的事故。

正是因为万历后期文恬武嬉，各个衙门的长官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竟然用铁铲去挖结块的火药，这不是找死是什么？